《跨过鸭绿江》热播 总编剧余飞讲述创作经历

近日,电视剧《跨过鸭绿江》的总编剧余飞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,讲述了这部剧的创作经历。

谁都没想到,电视剧《跨过鸭绿江》在央视首播不久,便以黑马姿态屡破收视率,一骑绝尘,创下近两年央视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档收视率最高纪录。全剧豆瓣评分8.7,知乎评分高达9.0,被誉为“2021首部爆款剧目”。

近日,电视剧《跨过鸭绿江》的总编剧余飞[微博]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,讲述了这部剧的创作经历。

开始时非常紧张

因为“搭建”的过程太痛苦了

接到《跨过鸭绿江》的创作任务时,余飞正在为《巡回检察组》的本子收尾。第一次接手这么重大的题材,余飞说,亢奋过后的压力“完全没法形容,是一种将要参加一次战役的心情……就是准备去牺牲自己,豁出去了,抛开一切,就拼吧”。于是,刚一接到任务,他二话不说就离开了家,自己掏钱租了酒店投入前期工作,“我想先熟悉熟悉,把大的方向确定一下”。

那些日子他主要就是看资料,“采访老兵的口述实录、各种回忆录等等,几乎能找到的资料全都找到了,桌上永远都堆得满满的。”在一个酒店呆得烦了没灵感了,就换酒店。余飞换了五六个酒店,每次都是一箱子一箱子地拉着、背着成堆的资料。

总编剧除了自己要创作具体内容以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搭起框架、组织内容,还要担当起协调、指导的作用。余飞直言,在前期创作过程中,他的太太王乙涵是自己最重要的搭档和助手。两人在央视领导、编辑和有关方面等诸多力量的共同指导之下,一起完成了前期最难的策划和创作任务。

到了创作中工作量最大的时候,编剧韩冬加入进来,完成了一多半剧本初稿。后来因为疫情原因拍摄推迟,他们决定主动修改甚至重写剧本,此时需要更强的力量加入,编剧辛志海又参与进来,在韩冬初稿的基础上,几乎重写了三十多集。此外,还有央视聘请的编剧郭光荣老师,在之前完成的剧本基础上对重大人物的戏份作了大量的补充……“最开始的阶段是最紧张的,因为这个搭建的过程太痛苦了。”余飞坦言。

用上悬疑剧的手法

效果出人意料

电视剧《跨过鸭绿江》刚一播出,收视率爆棚。有趣的是,很多年轻人起初不知道这部剧,发现父母长辈们都在看,就跟着看,没想到特别入戏。那么,把主旋律写好看有什么秘诀?余飞总结经验:“首要的就是完全掌握历史中的素材和细节。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以后,最重要的是怎么吃透史实。同样的素材,怎么起承转合?怎么编排才能反映抗美援朝的全貌?”他翻来覆去琢磨如何搭好架构,后来采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时间顺序,每一个该出现的重点战役、重大事件自然而然地按照时间线索排开,“最重要的就是,要在顺序和架构间,发生错落有致的戏剧规律,把这些编排好了,是编剧团队的功力,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这个剧还挺好看的原因之一。”

余飞强调,编剧时,在本能地往“好看”的方向努力时,也要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一些“可以写意的,但又完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具体设计”。他自己就很喜欢一个细节设计:“彭德怀老总刚入朝时,就深入到了敌后,但是他就带了几个人,在到处都是敌人的土地上行走,处境非常危险。我们在这个情节上做了重点发挥:在这一集戏里面,让观众就像看悬疑片一样,感到我们的彭老总好像马上就要陷入危险之中,随时可能和敌人相遇,甚至能看到敌人在追踪他。我方这边又暂时跟彭老总失去联系,毛主席半夜连发三封急电询问,但跟彭老总在一起的人都没有回答,气氛更加令人着急、紧张。”事实上,把悬疑剧的手法运用到剧中,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,许多观众都对这一集印象十分深刻。

让余飞感到棘手的是,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,人物如何能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?他想了很多办法表现人物身上的故事性,后来在设计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情节时,他尝试了虚实结合的方法。“不一定非要在英雄身上做文章。我们设计了汽车兵马金虎去战场上找他,还随身带了一张杨根思在北京时照的照片,想亲手送给他,也给前线的将士带去一份来自北京的鼓舞。但遗憾的是,中间发生了一些曲折,送到的时候杨根思已经壮烈牺牲了,最后没有看到这个照片。这样虚实结合,在真实里面寻找可以想象的空间,既没有在人物身上随便乱虚构,同时使人物有更多可以回味的东西。”

难忘大学生活

感觉只要呼吸里面的空气就能成长

余飞记得特别清楚,小学二年级,还没有学作文,语文老师让同学们用“帮助”造句。他用“帮助”讲了一个故事,写了满满一页纸,“一大早起来我去上学,走到路上看到一个老奶奶在提水,我就帮助她怎么把水提回家。开头结尾,起承转合都有,我们老师特别惊讶,还把这个拿去给我妈看。大概我从小就意识到,自己在写作上有所擅长,以至于很早就坚定了用写作谋生的决心。”

1996年,余飞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,来到北京读书。他特别感念把他招进文学系的恩师朱向前,当时他并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作品,朱向前老师还劝他不要耽误时间参加考试了。但他固执地去北京参加了考试,成绩其实并不突出——因为当时主要是看发表的作品,考试只是对常识摸一下底。但他回去之后紧急写出了一部中篇小说,并把这篇小说和以前的习作全都打印好,装帧得像一本书一样寄给了朱向前。爱才的朱向前老师当时是文学系的系主任,在他的力争之下,文学系破格录取了余飞。这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“走在校园中,与无论颜值还是能力都非常出众的同龄人一起生活,让人总能保持一种特别亢奋的状态,不得不说,当年系里的文学气息、艺术创作的氛围特别好,我甚至觉得,进了这个环境,哪怕什么都不干,只要呼吸里面的空气就能成长。”余飞觉得大学时代对自己起到的决定性影响,是开阔了眼界和胸怀,心更自由了,理想上升到更广阔的空间。他印象很深,上课经常能见到各种各样的大家,“我们能亲耳听到像莫言老师这样重量级的大家讲课,而且是极其寻常的。”让他感到特别新奇与震撼的是,“这些大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,常常是完全相反的,讲的课甚至相互矛盾。这也给我们提供了用不同的视角去看世界的方法。”

余飞还记得,刚入学时电脑还很少,他是文学系第一个拥有电脑的——一台巨大的、用软盘当存储工具、用英文软件进行创作的台式机。让他兴奋的是,“只要坐几站车,就能到中关村,可以不停地换我的电脑,由台式机到笔记本电脑,再换新的笔记本。我记得当时中关村那儿还是小平房,一有新的笔记本推荐,我会马上跑去拿旧的换一台新的,至少在那儿换了几十个笔记本。”

转折与质变

竟然是因为恋爱

大学毕业后,心里装着文学梦的余飞和同学们的想法都差不多:先挣点钱,再回头去写小说。他坦言后来做编剧是一个很自然的事,也特别感念当时带他入行的徐晴老师,“他是电影学院毕业、学电影的。他当时在做一些戏,我那时想先试一下,结果试一下就觉得还行。后来发现影视行业也挺好的,而且跟文学也有共通的地方。”随着社会的发展,尤其是网络的突飞猛进,影视行业慢慢成为让人更能看到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地方。

如果说有什么命运的转折,抑或是内在的质变,余飞语出惊人:应该算恋爱。当时的场景他至今历历在目,“大约在2006年,我和一群编剧因为同一个项目跟甲方老板一起开会,一下就对其中一个女编剧一见钟情。”如同孔雀开屏一般,他想要拼命展现自己,“没想到激发出了巨大的潜能,我记得特别清楚,当时做的是一个警察题材的系列剧,每一集对我都是一个小考试,每一集我都设计出特别独特的结构,人物、创意什么的也都特别新颖,那段时间,在创作上有一种顿悟的感觉。”

在余飞看来,那次恋爱产生的化学反应,是他剧本创作生涯中非常关键的转折点,“之前的创作中,我都是跟着别人走。但那一次,真的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好,也知道了怎么去向这个好。”

不久后,余飞独立署名的作品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受到广泛关注,还收获了第23届全军电视剧金星奖,以及第28届飞天奖。后来跟管虎导演合作的一年,也让他在创作观上受到极大触动,“当时写一部名为《外乡人》的电视剧,那是关于社会百态的描写。虽然那个剧不是很成功,但是给了我一种全新的创作认识,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导演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门。”

从“听人话完成任务”

到“走向生活”

再后来的十多年间,随着时间的推进和自我训练的成熟,余飞明显感觉到自己研究编剧技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,“尽一切新奇的创意、角度,去遵循这种技巧的过程,是近乎一种信念感的存在”。

余飞认为,在《剃刀边缘》这部剧里,自己达到了技巧尝试的个人顶峰,“当时是从许伟才的小说里抽出一些人物事件,我一边写详细的分集提纲,许老师一边写剧本,大的架构和整个氛围人物都是我重新设计的,到了最后十集,连剧本也是我自己写的。在编剧技巧的研究过程中,那个戏是我个人关于技巧运用的一个极限,尤其到结尾,一点没往下掉,整个情节的设置,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最后完成得比较好。”

那以后,他又遇到了瓶颈期,“这种时候需要有非常好的心态来支撑日常的储备和创作储备,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、健康的心态,很可能无法熬过漫长的等待期。”

直到《跨过鸭绿江》《巡回检察组》两个类型不同的戏一出来,很多久不联系的同学朋友给余飞打电话,都觉得余飞的创作有种“上了一个台阶”的感觉。“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听人话完成任务,第二个阶段是拼命地研究技巧,到现在的第三个阶段,我是开始走向生活了——《跨过鸭绿江》《巡回检察组》都是有生活、有大的立意,还有完全不同的故事结构。”余飞说。

余飞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多出“信息量更大的复合型剧”,“像《巡回检察组》,它既是一个话题剧,也是一个行业剧,还是一个悬疑推理剧、一个家庭伦理剧,那么它为了推广最高检的一项制度,是不是可以说它还是个广告剧?实际上它完全是复合型的。为什么有人说开始看起来有点慢,那是因为信息量太大了,所以有时候接受不过来就觉得慢。我是要‘逼着’观众认同,重新让他们‘勤快’起来,跟着一步步看下来,这样才能体会到观剧的快感。现在,我就想把复合类型的剧做扎实。”

无论环境怎么变化

对好内容的需求从没有变过

近些年,由于IP爆发,网台的整合等诸多因素,给传统编剧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。很多人都问过余飞同一个问题:在行业的寒冬里、疫情的冲击下,是怎样抓到着力点的?他笑了,“我也曾经特别担心,中间都想过是不是要转型?是不是要去改编IP?是不是要降点价?但是稍微犹豫过一段时间以后,很快就定下心来,我觉得无论这个行业怎么变化,好内容肯定永远是主体,是有需求的。怎么在好内容上下功夫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想明白这个行业的基本规律以后,心里还是有底的。”

想清楚以后,他不但没降价反而做出了涨价的决定。有趣的是,“涨价以后活儿也没变少”。对此他直言不讳:“我的创作手法没有受大IP、大数据、市场、收视率的任何影响。我还是研究我的那一套,把编剧技巧做到极致,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极致。然后就是等待一个好的题材,来了之后就抓住它,找到自己的兴奋点和吸引眼球的关注点,结合起来,再辅以全世界最流行的创作手法,整合到一起让它自洽。”

入行二十多年,余飞体会最深的是,虽然影视行业的大环境经常在变,但实质性的东西是没有太大改变的,对好内容的需求是从来没有变过的。“放眼去看,我们每年都出很多有艺术价值的作品,能触及到社会深处。我觉得不用考虑太多的外部问题,重要的还是要练内功。无论多窄的空间,都可以起舞。只要划出道道,多窄的空间里面都是一个大千世界。”

余飞自言性格很直,有什么事都直接简洁地处理。为了维护编剧在影视行业里的权利和地位,他坚持发声,一度成为行业里的“意见领袖”之一。在他看来,编剧是影视行业的基础。说到海报上的编剧署名问题,他坦言:“影视行业谁都缺不了谁,但是有个先后,编剧是第一个,有了他,后面才有别的。这么说并不是要彰显编剧有多高级、有多重要,大家都是一样重要,没有谁更重要,或者谁更不重要,但是基本顺序不能颠倒。编剧署名,这没什么可质疑的,它是一个最起码的公序良俗”。

我的人生非常简洁

就走了那么几步而已

生活中的余飞没有什么爱好,几乎天天都是工作,他坦言是几十年生活压力带来的自律。“原本也有很多爱好,上学时练过体育,唱歌也不错,学校比赛还拿过奖。但找到写剧本这条路,就把别的东西放弃了,也没什么可遗憾的。”从农村走出来,到今天,他始终都有一种紧迫感,“就觉得要抓紧时间往前冲,要做得更好、做得更多。”

余飞写东西老爱在外面,不管是酒店大堂还是咖啡厅,他就愿意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工作。他自言对身边的各种事物非常敏感,“我不会去行动,但我会记住、会想象。比如说坐公交车时,旁边的人踩我一下,我挺生气的。然后他瞪了我一眼,我也没敢说啥。但是下了车我就会一直想,怎么跟他打起来,怎么扭打到派出所,出来后他怎么挑事报复,最后我俩‘华山论剑’一起跳下悬崖……我会一直想,想很久很久。而且我从小就喜欢这样想,不是故意的,就是忍不住会去这样想。几十年习惯了这样想,对搞创作倒是有益,生活中当然有时难免尴尬。”

长期创作会使人非常疲惫,也很难保持创作的兴奋感。每当憋了很久都写不出东西的时候,余飞还有一个百试不爽的绝招,“把手里的东西全部放下,出门走一圈,几乎每次一出门就会想起来该怎么弄了——很多时候想不出来可能是因为缺氧。”

辛丑牛年,余飞步入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,他坦言,“回头看我的人生非常简洁,就走了那么几步而已。离开农村,以剧本为业,娶了一见钟情的人……”他觉得,有时候人就像蚂蚁,有的走了很远,甚至迷了路,回头看才发现手上空空如也;有的搬着比自己重十几倍的东西,但最后可能除了身体变差以外,啥也没扛住……至于说未来的路上是举轻若重,还是举重若轻?余飞想想说:“我会考虑怎么用它发挥出更大的能量。”

文/本报记者 李喆

(责编:珞小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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